②参见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3页。
说明《礼记》中的《中庸》已不是古礼经中的《中庸》。这就是它所说的出性者,势也的意思。
生不是别的,就是生命和生命创造,这同时也就解释了性自命出的意义问题。其以生说性,则揭示了儒学的根本特征,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但这是从存在和价值统一的独特立场解决天人关系问题的,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存在论、本体论,也不同于通常所谓的价值论。这里明确提出性善二字,应该是先秦文献中最早讲性善论的。其特点是,强调思与情的内在联系,思是性之发用和情的实现的重要条件,在思的作用下,情便按其一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志。
这样就能够证明简本和《礼记》中有关情的论述是互相联系的,而《性自命出》则是其中论情最集中的一篇。正因为如此,义反过来对性情亦有作用,它可以陶冶性情,磨砺性情,使其成为普遍的善。从文字风格和思想内容看,参考《五行》诸篇,子思的可能性最大。
快于己者谓之悦,悦不仅使自己快乐,也能使别人快乐。道虽然始于情,却有客观意义,道者,群物之道。按照这个说法,性和情(欲)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的,情(欲)能受到外物的引诱而性(天理)则不能。但是,韩非之说亦不是毫无道理。
正是这一思想,决定了儒学发展的方向。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多人对先秦文献中的情字,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解情为情实,即实际情况、实际情形。
终还有目的意义,代表行走的方向和最终目的,未必就是一个固定的点。这就是它所说的厉性者,义也,长性者,道也。)现根据文义,解作意志。孔子讲天生百物,又讲天生德于予,只是还没有将性与生联系起来讲。
天命谓之性可以直接理解为天命就是性,但天命之谓性确有一个授受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亦可证明,朱熹解此情字为情感[24]是有根据的。这其中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如何施教,就变得很重要了。不过,在荀子看来,这只是饰其辞,即装饰子思自己的言词罢了。
这是一种内取,不是外取,即从自身知而出之。与荀子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一般地讲气性或质性,甚至不是讲血气心知之性,而是从生命情感讲性,即以生命情感为特征的特殊的气性或质性。
这就与难,思之方也联系起来了,即是说,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动的、变化的,是人欲。
其以气说性虽非其独有,但以情说性却是其最大特色。有一点可以肯定,《性自命出》的作者绝非一般的儒者,非子思这样的人,很难完成。荀子确实在同一篇中批评了子游,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11]。从这里还能看出,《语丛》和《性自命出》有内在联系。如果与敬字联系起来看(二者本来是并列相连的),就更加清楚了。而且因为,性由情而明,情是说明性的。
气不仅是指形体生命,还与精神有关,即用来说明精神现象。不过告子是不是从这里得到启发而有所发展,则不得而知。
同时,《中庸》所说是以喜怒哀乐代表情,《性自命出》是以喜怒哀悲代表情(一字之差,说明在当时习惯用法尚未形成)。另一种可能是荀子已经看不到原来的《中庸》了。
这与思孟学派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这是从存在和价值统一的独特立场解决天人关系问题的,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存在论、本体论,也不同于通常所谓的价值论。
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敂(厚)。学者们在文献考证和文字训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文着重对该文的理论特色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再进行一些分析,同时期望有助于说明其学派归属的问题。对于心身关系,《性自命出》提出君子身以为主心这句话,却没有更多的讨论。德者,德性,德性从根本上说是从内部培养出来的,不是从外部得到的。
心是从内部取性的,心之所以取性各异,是由于教的作用。其出入也顺,就是理其情而出入之,按照本情而出,毫无诈伪。
这是从好恶之情和价值评价上说性。《中庸》也很强调教育和学习,它对学、问、思、辩、行的论述就能说明这一点。
命自天降是自然地降生,是一种生命创造,不是有一个神在那里发布命令,要人如何如何。这就是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物就是这个对象,就是说,性虽是人所具有,但是只有作用到物上,才能实现,这就是凡性为主,物取之也的意思。生不是别的,就是生命和生命创造,这同时也就解释了性自命出的意义问题。[8] 这就是说,由于子思孟轲把他们的学说与孔子子游联系起来,致使那些接受思孟学说的瞀儒们因此而以为孔子子游得重于后世,这就是子思孟轲之罪了。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性自命出》明确提出情这一范畴,而在《中庸》中这一范畴被隐去了。
这里明确提出性善二字,应该是先秦文献中最早讲性善论的。六、心的作用 《性自命出》在其讨论性命、情性等问题的同时,又提出心的问题,并讨论了心与性情、心与道、心与教、心与身的关系,开创了中国心性论的正式讨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这就是说,教不是从外部给人以德,而是使人从内部生出德。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这种微妙的关系,正是究天人之际的实质所在。所以善所以不善,势也。